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
在政治交往方面，有着诸多确切的史料记载。自张骞通西域之后，绿洲之路的畅通，促使汉帝国与西域诸国的联系空前加强，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西域诸国回访汉朝的使者亦不绝于途。如东汉的甘英，曾出使西方，远达波斯湾一带；唐代除各国大量的使者往来之外，许多国家常“质子于唐”，也就是国王或首领将自己的儿子派遣至唐长安做人质，以求得唐朝的信任。如公元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受到大食的攻击，萨珊王子卑路斯便前往唐朝求援，后因萨珊王朝被大食所灭，卑路斯遂在长安终其一生。
在经济交流方面，除过上述提及的玉石、丝绸和金银器等贵重之物，凭借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也有种类繁多的其他物品交流。譬如，从西域和中亚一带进入中原地区的植物品种包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西瓜、胡荽、胡蒜、胡葱、橄榄、红兰花、酒杯藤等；引进的动物（包括珍禽异兽）主要有：汗血马、骆驼、狮子、犀牛、孔雀、鸵鸟等。其他珍奇物品包括：珊瑚、琥珀、玛瑙、玳瑁、砗磲、水晶、琅玕、水银、金刚、玻璃，还有毛织物如海西布等等。这些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和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从中国内地传至西域及西方诸国的物品亦非常之多，例如漆器、铁器等，植物品种有桑树、茶树、梨树、桃树、杏树、邛竹等，中药材有大黄、肉桂、黄连和茯苓等。
在宗教传播方面，东西方有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源于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源于西亚的祆教（亦称拜火教），于南北朝时期传入内地；至隋唐时，又有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道教融合并存，其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典型的例证就是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为代表的大型石窟，以及寺院、佛塔等佛教建筑文化遗存在中国境内比比皆是。唐长安城有佛寺100余座，几乎每一个坊就有一座佛寺，且诸多佛寺规模很大，如“大兴善寺”占了整个“靖善坊”，“大慈恩寺”占了“晋昌坊”一半空间，“大安国寺”占了“长乐坊”一半之地。佛教寺院的规模远超道教的道观。
在科技、艺术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例如中国内地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技术、建筑技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远达罗马，而西方的天文历法，杂技幻术、马戏、泼胡乞寒戏、波罗球戏等，以及乐曲歌舞中的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龟兹乐和胡旋舞等，也陆续传入中国内地。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大通道对东西方社会之间的文明交往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和积极意义，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大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功获批，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是我国首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
申遗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文明交往和社会发展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说明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曾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将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生机，进一步提高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彰显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和睦相处与共同繁荣。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涉及33处遗址点，都属于丝绸之路道路系统中的东亚、中亚部分路段上的重要节点，东西跨距5 000多千米，其分别如下：
中国共22处：其中，甘肃省5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陕西省7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张骞墓、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河南省4处：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处：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古城遗址。
哈萨克斯坦8处：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
吉尔吉斯斯坦3处：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